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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騎友一起宣傳器官捐獻:“天堂鳥”重生

  打開中國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網站,右側顯示:截至2017年7月9日,器官捐獻志願登記人數 291624人,實現捐獻12486例,捐獻器官34393個(心肝肺腎等大器官的捐獻完成案例數——記者注)。在王偉看來,每增加一個數字,那些曾和他一樣、被器官功能衰竭威脅的人,就多了一些改變命運、甚至起死回生的希望。

  7月18日,王偉牽頭聯系了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。在他們的見證下,他的4個騎行好友金光明、陳曉星、原軍、王曉明在《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願登記表》上填寫了自己的信息資料並簽名,承諾在逝世後無償捐獻器官,用于救治器官衰竭的患者。

  “那天他在群裏呼籲捐獻的事兒,出于對他的鼓勵,我決定簽字。”王曉明說,王偉總是不厭其煩地宣傳器官捐獻,“積極而且幾乎忘我”,這種狀態讓他感動。

  金光明也把自己登記捐獻歸功于王偉,“他一個人騎行到北京並折返回家,我做不到。他就是憑著宣傳器官捐獻的信念堅持下來的。”對于王偉,他打心眼兒裏佩服。

  “我是一名器官捐獻公益宣傳員。”45歲的王偉喜歡用這個身份定位自己。朋友們用行動來支持器官捐獻,王偉覺得,這是朋友對他“身份”的認可。

  5月19日,王偉穿上胸前印有“器官捐獻”字眼的騎行服、戴著騎行頭盔,騎著山地車從甘谷縣出發。他希望通過騎行的方式,沿途宣傳器官捐獻知識。

  曆經20天,他抵達千裏之外的北京。6月11日,在第六屆中國移植運動會上,王偉以騎行方式進入北京大學體育場,插在車後的旗子迎風飄揚,旗子上“器官捐獻 大愛無邊”幾個字成爲現場的焦點。

  “能執著地多年宣傳器官捐獻,倡導新生命新生活,是常人做不到的,他是‘移植人’的榜樣!”中國器官移植網主編饒曉斌說。

  王偉以“天堂鳥”的網名,經常在中國器官移植網上發布器官捐獻知識,以及自己在騎行宣傳中的經曆。在移植運動會上,王偉被聘爲器官捐獻宣講活動愛心宣傳大使。

  來自全國27支省(區、市)代表隊的400多位“移友(接受過器官移植手術者互稱——記者注)”參加了這個專爲移植人群舉辦的運動會,王偉參與了乒乓球、鉛球兩項比賽,對于比賽成績,王偉並不在意。

  曾經因爲器官功能衰竭,很多“移友”的生活半徑被限制在一張病床。如今,在賽場上,他們生龍活虎地展示著自己的體能,看起來與健康的人並沒有什麽不同。

  “看到你們移植術後那麽健康,我很心安。”在移植運動會上,器官移植受益人向器官捐獻者家屬獻花致謝環節,當器官捐獻者家屬代表葉先生握著王偉的手,哽咽著說出這句話時,王偉淚流滿面,在他心裏,這是一份“外人永遠無法理解的感情”。

  “想到他們是怎樣克服了情感障礙作出捐獻器官的決定,我一路騎行而來的那份驕傲在這份大愛前,立馬化爲了塵土。”

  2008年7月,王偉因爲肝硬化需要做肝移植手術,從網上多次查詢比對後,他選擇了天津市一家醫院。住院之後,他一邊做治療,一邊焦急地等待肝源。“漫長的煎熬”天堂私服回憶起當時的場景,他語氣低沈,拉長了音調。

  能否獲得配型合適的肝源牽動著病房所有人的心。得知某個病友馬上要做移植手術的時候,病房裏一陣騷動,喜悅、祝福、羨慕、焦慮、擔心、期盼,各種情緒摻雜。“也有意外取消手術的,大家的心情跌宕起伏”。

  3個多月後,醫生突然通知王偉准備手術。“毫不誇張,欣喜萬分!”手術很順利,他30天後出院。術後早期要頻繁複查,並在醫生監控下調整藥物,他在醫院旁租房過了新年。第二年,他的身體出現了指標波動和並發症,他聽從醫生建議,在用藥的同時,開始做有氧運動。他嘗試過散步、跑步、爬山、打球等多項運動,後來喜歡上了騎行。

  “讀萬卷書,行萬裏路。騎行到一個地方,當我紮帳篷的時候,我覺得很接地氣,我能聽到每只小蟲的低聲吟唱,也能看到每棵小草的蓬勃向上。”重生的王偉對生命力的感知格外敏銳。

  像王偉這樣的“幸運兒”只是少數,更多的患者在焦急和苦苦等待中離開了世界。據統計,中國每年大約有150萬名器官衰竭患者,有30萬人適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療,而每年僅有1萬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。器官短缺依舊是制約器官移植事業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  在我國,器官捐贈實行“雙盲原則”,捐贈和受贈雙方並不知曉對方的信息。這樣做一是爲了杜絕人體器官的買賣行爲;二是爲了保護捐贈者和受捐者雙方,避免因捐贈受到不必要的壓力和騷擾,這也是國際上被證實的必須堅持的原則。

  正因如此,王偉並不知道自己受恩于誰,但他會悄悄想起那個捐獻肝髒的人。“受恩于此,我能不能回饋于此?”他從網上了解到,只要有完全民事行爲能力,並且自願捐獻器官,就可以簽捐獻協議。“慶幸重生之後,我得珍惜每一寸光陰,爲這個社會做點什麽!”王偉在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網上鄭重地簽了器官捐獻協議。

  隨著他身體狀況越來越好,騎行漸漸地向更遠的地方延伸。“路況較好的情況下,我每天能騎100公裏左右,這個成績,正常人能達到的都不算太多吧?”王偉有些自豪。

  騎行歇腳的時候,他和別人聊起自己的經曆,很多人表示之前沒聽說過器官捐獻。他萌生了向更多人宣傳“器官捐獻”知識的想法,每次騎行他都帶上一摞自己撰寫設計的器官捐獻宣傳單。

  騎行休息的時候,有路人經過,王偉趕緊把宣傳單遞過去,“器官捐獻,您了解一下!”剛開口,人都被嚇跑了。有人接過宣傳單,沒看幾秒鍾就扔了,撂下一句“毛骨悚然”轉身就走。他也不生氣,一般人都忌諱談跟“死”有關的話題,他能夠理解,“接受需要一個過程”。

  “來來來,了解一下醫學常識!”等路人走近了,他指著一藍一紅兩個心形圖案組合起來的一個愛心形logo問:“您認識這個圖標嗎?”得到否定的答案,他馬上趁熱打鐵:“讓您增加一個知識點!器質性病變是無法用藥物醫治的,那怎麽辦呢,有個醫療途徑可以根治,那就是換!或者移植,您想想,移植物從哪兒來呢?”就這麽循序漸進地,有的路人不知不覺就上了“套”。

  有一次,碰上3個騎行的台灣青年,對器官捐獻知識有些了解。臨走時,他們特意與他合了影,在旗子上留下了繁體字簽名表示支持。

  時間長了,他對目標人群也有了初步的判斷:年輕人、城市的、教育程度高的一般更容易接受新觀念,“所以,我這個‘器官捐獻宣傳員’得從城市包圍農村。”他開玩笑說。

  在一次環青海湖騎行宣傳中,途經橡皮山,他向一家旅店的藏族老板講起了器官捐獻的事情。老板用不太熟練的漢語回複“這很好嘛,自己去世不用這些器官了,還可以救人”,隨後就讓他的兒子在上面簽名表示支持。

  他想方設法加快進度。一些店鋪搞促銷活動,他“全副武裝”趕過去發宣傳單。再熟一點的,他就讓人家舉著寫有“器官捐獻,大愛無邊”的紙牌子拍照,經同意後發到朋友圈宣傳。“球友、騎友、書友、詩友這些都可以聯合起來做活動啊。”他越做思路越開闊。宣傳移植的二維碼,也被他貼到商鋪、飯店桌子、甚至自己的喝水杯上,隨處做“廣告”。

  在宣傳經驗和技巧上有了積累後,他的騎行裝備也“鳥槍換炮”,趨于專業。修車工具、山地車內外胎備胎、帳篷,王偉特意提到了頭盔,“一定要戴,安全第一!”事關生命的一些細節,他尤其在意。

  此次北京之行,他在網上發起衆籌,17天後,數目就已經達到7074元。在每份支持的留言下面,王偉都一一回複,感謝大家對器官捐獻宣傳的支持。

  沿路宣傳,他結交了很多“同道中人”。總有些“肝友”趕來助陣,或請他到家中休息,“都有重生後的喜悅,大家很容易走到一起,互相鼓勵,互相照顧”。

  王偉經常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“移友”。“定時複查、按時用藥、規律生活有氧運動,是我總結的術後恢複‘三駕馬車’”。

  有的“移友”向他請教術後運動量,他會強調,運動要根據自身的情況,一定要循序漸進,體能和耐力才能逐步達到健康人的水平。

  6年來,他的行程跨越7個省市,已超過4萬公裏,最長的一次曆時36天,在華北地區多個城市環行, 行程累計4272公裏。

  隨著宣傳面擴大,越來越多的人被他的行動感染,希望與他同行。去年9月,在蘭州召開的西北移植捐獻峰會上,他成立了10多人的騎行宣傳隊,在蘭州各主要線路、景點、醫院門口等地做宣傳。

  在天水市甘谷縣,他和附近兩位“肝友”(分別術後11年、8年)又組建了一個宣傳小分隊。成立當天,3人嚴肅地宣讀了他起草的一份騎行宣傳誓詞,“最高綱領:旨在讓全社會認知認可和接受器官捐獻觀念!最低綱領:鼓勵帶動所有移植術後者積極做有氧運動鍛煉,恢複體能並參與宣傳器官捐獻宣傳活動!”

  當生命不可挽救的時候,讓生命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,正在成爲越來越多人的選擇。中國人體器官捐獻中心工作人員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,從2010年至2017年,無論是器官捐獻協議登記人數、器官捐獻人數、捐獻器官數量,都呈現階梯增長趨勢。我國的PMP(每百萬人口實際器官捐獻率)從2010年的0.03升至2016年的2.98,有了長足的進步,但與歐美國家相比還是相差甚遠。根據國際器官捐獻與移植注冊(IRODAT)登記的數據,西班牙PMP(2016年)爲43.4, 美國PMP(2015年)爲28.5。

  現在,王偉把自己的微信頭像設置成了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logo,微信取名“天堂鳥”,寓意“重生”。他說,更願意稱自己是一個有理想的行者。“一個旨在讓全社會認知認可和接受器官捐獻大愛觀念的行者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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